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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“状元”地名兴于宋代

状元境、状元峰、状元岭…… 福州“状元”地名兴于宋代 叶诚 摄 福州状元岭宋代科举制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地域名额限定,因此所录取的进士籍贯分布很不平衡,这给福建此类儒学文化发达的省份带…

状元境、状元峰、状元岭……

福州“状元”地名兴于宋代

叶诚 摄

福州状元岭宋代科举制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地域名额限定,因此所录取的进士籍贯分布很不平衡,这给福建此类儒学文化发达的省份带来更多机会。整个宋代,福建产生5900多名进士,约为宋代进士总数的1/60,且有多人考中状元。

宋学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,反映在学术探索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,力图在社会改革上体现经世致用之学。正是在宋学价值观的引导下,独具特色的闽都文化在宋代发展至鼎盛时期,并从地域文化走向中华主流文化。

儒学重镇

在宋代,福州成为儒学闽学学派的重镇。明代学者黄仲昭云:“闽虽为东南僻壤,然自唐以来,文献渐盛。至宋,大儒君子接踵而出,仁义道德之风于是乎可以不愧于邹鲁矣。”

闽学萌芽于北宋,至南宋由朱熹集大成,之后在元明清继续兴盛并扩大影响,由地域性上升为全国性,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思想。福建被誉为“理学之乡”,作为闽学先驱的海滨四先生(陈襄、周希孟、郑穆、陈烈)功不可没。

清代李清馥所著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专辟一卷,对海滨四先生的理学倡道之功作了客观评价:闽自唐欧阳四门开人文之先,海滨四先生继之。先哲尝述宋初安定、祖徕、泰山三先生倡学于周程未起之先,功不可忘。若四先生在闽倡学于杨、罗、李、朱未起之日,功亦岂可没哉?

蔡襄任福州太守时,专门聘请海滨四先生课徒授业。据载,陈襄弟子达1000多人,郑穆门人亦达千数,周希孟弟子700余人,从陈烈学习者亦常数百人。南宋年间,福州百姓在乌石山上建造专祠奉祀四先生。

闽学在福州的发端,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批以弘扬闽学为己任的福州籍理学家,仅就南宋而言,据《福州府志》记载,有名可考的人物就有陈宋霖、黄榦、刘砥等33人。

宋代福州成为文化精英荟萃之地,大批知名文人云集闽都,有李纲、张元幹、陆游等。福州宋代历任知州中,多有文化名儒和一代文豪,张伯玉、蔡襄、赵汝愚、辛弃疾、曾巩、黄裳等主政任上,对闽都形成浓郁的习儒文化氛围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。

张伯玉,字公达,建安(今建瓯)人,北宋天圣二年(1024年)登进士第。庆历四年(1044年),范仲淹以其敢言清节,荐于朝廷任职。治平二年(1065年),伯玉移知福州,即令编户浚沟七尺,植榕绿化。数年后,“绿荫满城,暑不张盖”。他多学而博识,文章为曾巩叹服。他嗜酒善诗,有“张百杯”“张百篇”之号。官终检校司封郎中。至今,福州西门外的西河公园还有张伯玉的塑像。

文明气象

宋代,闽都教育也进入繁荣阶段,办学、讲学空前兴盛,官学普遍设立,书院大量涌现,学塾、家塾、义学、书社、乡学广布各地。福州城出现“路逢十客九青衿,半是同袍旧兄弟。最忆市桥灯火静,巷南巷北读书声”的盛况。

北宋年间,范仲淹、王安石、蔡京先后倡导兴办州学、县学,因此官学遍于郡县。南宋时期,随着西外、南外宗正司移驻福州、泉州,两地皆设宗学,以教育赵宋宗室子弟。福建1府、5州、2军、58县全面建学,许多州县学还附设小学。

福州地区州县之学尤为兴盛,位列八闽之首,成为“儒学最盛之地”,共计办州县学14所,治城内集州学及闽县、侯官、怀安三县学于一城,规模庞大,养士最多。另据《淳熙三山志》记载,福州 “凡乡里,各有书社……多至数百人,少亦数十人”。

南宋理学家朱熹对此赞赏有加:“福州之学,在东南为最盛,弟子员常数百人。”实际上,北宋崇宁年间,福州学生员已达1200多人。南宋时期,地方办学变为以书院为主,且民办的居多。宋代福州新建和修复了27所书院,其中12所创办人不详,其余15所中,有6所是官员修建的,6所是理学家修建的,3所是民间修建的。修建者不详的书院将近全部书院的一半。

邓洪波先生认为,中国是典型的官本位社会,大凡与官或官府发生关系的事情,都会记到官的身上,而绝不会只记其事而亡其名,更不会将官误入于民,或只记民而不记官,因此凡记载不明的创办者应划归到民办之列。

按照这种说法,这12所无法确定修建人的书院应该归入乡人修建之列,这样乡人修建的书院就达到了15所。由此可见,民间社会是福州书院的主要创办者,对书院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。

宋代福州书院比唐、五代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,其原因与闽学的兴起密切相关。即使创建者姓名缺考的古田几所书院,也与闽学有密切关系,如螺峰书院,据载“朱晦翁与黄勉斋讲学于此”;魁龙书院则与朱熹在古田的弟子林择、林扩之兄弟有关,朱熹曾在此讲学。

朱熹的高徒和女婿黄榦(号勉斋),是朱子门人中最有成就的教育家。仅在福州,他就创建云谷书楼和高峰书院,并在栗山草堂、鳌峰精舍、闽县县学等处讲过学。其弟子仅福州及邻府邑的就有200多人。

朱熹十次来榕讲学,到过三山书院、濂江书院等书院。据《榕城考古略》等地方文献记载,朱熹于“避伪学禁”期间,到福州亲自创办,或协助创办了紫阳讲堂、竹林书院、贤场书院等。

福州紫阳讲堂在今晋安区王庄街道的紫阳村大桥自然村。朱熹自称“紫阳先生”,为纪念朱熹在该地办学,后人称该地为“紫阳”。村里现在还保留一座古建筑,称“讲堂胜境”,地名“讲堂前”。

濂江书院创建于宋朝年间,迄今已历经千年岁月。书院坐落于福州林浦古村内,这是福州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宋代朱熹讲学的古书院。朱熹曾题写“文明气象”,赞扬这里的师生。

朱子的品德思想为书院留下深远的影响,濂江书院因此孕育一大批优秀的人才,其中以林浦林氏一家“七科八进士”“三代五尚书”最为出名。

独占鳌头

南宋时,人们将“福建出秀才”看作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,作为八闽首府的福州科名非常兴盛,在两宋时期走出了文武状元共21位,成为中国古代出状元最多的城市之一。

自宋太平兴国五年(980年)起始的202年间,福州以科目进者共计1339人,大多集中在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至淳熙九年(1182年),这82年里就有1037人,人数居全省之冠,令全国为之瞩目。

福州在宋代曾出现“三科三状元”“六子科甲”“五子登科”“一榜三鼎甲”等科举奇迹。南宋乾道二年(1166年)至八年(1172年),福州府所辖永福县(今永泰县)七年“三科三状元”。据宋人张世南《游宦纪闻》载,南宋乾道年间,永福县令曾赋诗云:“翀峰龟岭与龙屿,三处山川实壮哉。相去之间不百里,七年三度状元来。”

唐朝举子赴京会试时皆须投状,因此称居首者为状头,元即一,故有状元之称。按照颁榜公布的惯例,该榜名均由本科状元的姓名命名。所谓“三科三状元”,分别是乾道二年(1166年)丙戌科萧国梁榜、乾道五年(1169年)己丑科郑侨榜、乾道八年(1172年)壬辰科黄定榜。

萧国梁廷对本为第二,因第一名赵汝愚属皇室宗亲,并已有官职,按惯例,国家“设科以待草茅士。凡预属籍、挂仕板者,法当逊避”,故当唱名之日,萧国梁升为榜首。无论如何,七年“一县三状元”终究是创造出全国唯一的进士文化纪录。

宋代福州兴盛的科举文化留下了不少有关“状元”的地名和掌故。北宋时,福州第一位状元许将居住的地方在今福州市水部街道,后人为了纪念他,将其地命名为“状元境”。《八闽通志》“人物志”记许将为“闽县人”,而同书卷七十三又说,府城(福州)东门有状元坊和许将宅。

于山护国禅院之后的“状元峰”,相传因宋代陈诚之在此读书,绍兴年间考中状元,由此得名。明代学者杨应韶在此题刻“状元峰”三字,后来读书人为应“独占鳌头”祥兆,喜欢来此读书。旧时,峰顶有状元亭,久已废圮,今为瞭望台。

晋安新店“状元岭”登山古道,曾是古代学子晋京赶考的必经之路,始建于宋代。福州有4条省际古道,分别是福温、福瓯、福莆、福延。福温古道为福州经连江、罗源、宁德、霞浦、福鼎至温州的大道。状元岭古道是福温古道的遗存,起于新店的象峰村,止于宦溪镇,全长3.6公里。

宋嘉祐三年(1058年),怀安知县樊纪募资牵头,由人工在峻岭间开凿,依山势修筑,路面铺溪卵石与石块,盘行陡峻,民谣有“北岭石阶三千三,阿爹挑担忙下山。出门月色照山路,回家日头早落山”,极言其行路之难。古道取名“状元岭”,顾名思义,是希望翻过此岭的学子高中状元。

此外,永泰樟城镇建有“三元祠”。萧国梁、郑侨、黄定三位学人,连续三科考中状元,轰动一时,于是后人建祠以为纪念。

连江透堡镇岭兜村还有个“状元井”。宋淳熙元年(1174年),该村郑鉴进太学,获两优释褐状元,后建此井纪念。

宋代的闽都文化极大地传承了宋学思想,开闽学之先河,呈现鼎盛之势,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,对后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。

(来源:福建日报)

作者: 中国行政区划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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